图1 9月19日研讨会现场（刘昭祎 摄）

2020年9月19日，箭扣长城脚下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挂牌仪式后，举办了一场极具针对性的长城保护修缮工程理念与方法的研讨，发言的每一位不仅仅是专家，更是这几年北京长城保护修缮工程的经历者。

赵鹏（北京兴中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箭扣长城的维修工程已经进行了三期，作为项目责任设计师，与以往的最大不同是全身心的经历了从设计到现场施工服务全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工程每一处细节的反复研究与把控、对理念的思考、对技术方法的定夺。除常规的修缮方法之外，箭扣长城保护修缮工程的有益经验可简单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现代数字技术的运用突破了以往仅限于图像和残损记录的常规做法，成为监控修缮工程全过程的技术手段。通过定期数字记录监控方式，多次获取施工过程中的数据，及时纠正实施过程中与设计的偏差，保证了修缮是以“安全稳定”为目标的最小干预，而不是“恢复原貌”的增高。

第二，考古工作方法的引入使以往工程前期的塌落“清理”转变为有益的研究。在工程实施前的清理阶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北京怀建集团配合，按照考古工作的思路首先对墙体塌落物进行分段（探方），之后分层开展考古清理。这个过程不仅收集了大量与长城相关的砖瓦、兵器等遗存，也详细了解了长城墙体倒塌过程，以及病害发展时序和关键部位，帮助确定较强针对性的修缮措施。

第三，最小干预理念践行之中对干预“度”的有效控制。箭扣长城的每一期维修都有进步，除了对归安部分更为细致深入的考量、随形补砌达到安全的同时留住历史痕迹之外，特别对长城墙顶植被清理范围和方式进行了探索。经历了一期维修工程将墙顶树木及地被全部清理；到二期维修墙顶保留少量树木；再到三期修缮，通过对墙体顶部地墁砖破坏情况的甄别，分析树木的影响，保留了更多对墙体没有危害的树木和地被。这样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冻融对裸露地砖破坏。

图2 122敌台修缮前（赵鹏 提供）

图3 122敌台修缮后（赵鹏 提供）

柴晓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我们的文物保护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很棘手。有理念问题、法规制度问题、技术问题、经费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但从根本上讲，在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保护的今天，文物保护队伍弱小、人才甚至人员奇缺已经成为制约文物保护事业发展、文物安危的突出问题。有活儿没人干，没人会干、能干，或者干好。关键是缺乏有正确理念，掌握精湛技艺的合格从业者。长城保护修复工程需要实践的探索，更需要通过探索加强各类人才的培养。这些年北京在砖石质长城保护工程方面进行了箭扣长城三期的修缮，以及2019年、2020年延庆、怀柔、密云的长城抢险，对长城修缮理念和技术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批可以推广的成果与经验，这些经验需要交流，但更重要的是探索一条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的路径，这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重要实践。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有幸成为这个实践的参与者，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配合相关兄弟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兰立志（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砖石质城墙修复不仅应注重砖石墙体的修复或加固，而且更要注重芯墙的修复或加固。因为外包的砖石砌体多是护面作用，起不到挡土墙的作用。从目前新修不久的城墙海墁下沉塌陷和墙体倒塌的情况看，基本是由于墙芯夯土不实，夯土产生二次固结，引起防水层和海墁下沉开裂，雨水下渗，软化墙芯土体，主动土压力增大，使外包砖石砌体破坏倒塌。个别的是由于墙脚地面积水，地基土软化引起的城墙变形或倒塌。试验表明，芯墙压实系数达到0.94以上，不会产生二次固结。可以说芯墙密实度是城墙稳定的立足之本，水是城墙病害之源，做好顶面防水排水很重要。

根据经验，城墙局部修复，芯墙和防水层按传统做法基本能恢复到稳定状态，不宜采用新材料做防水层。部分情况下可讨论在夯筑灰土防水层中铺设土工格栅，避免夯土开裂。对于城墙顶面排水有缺陷的，可适当治理，加速排水，减少积水，包括墙脚地面防水排水。对于城墙特别是载体现状加固，当传统材料和工艺不能排除险情时，可选择最小有效干预、具有可识别性和可逆性的新材料、新工艺加固措施。

尚国华（故宫博物院工程管理处处长）

北京长城五百余公里，横跨六个区。调研发现，长城文物本体形制、工艺、材料、环境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也存在差异，残损状态也不尽相同。箭扣长城作为长城保护修缮项目之一，通过一、二、三期的保护工作，在保护理念、保护措施不断地探索中，逐步完善，形成了研究先行，甲方、设计、监理、施工有机结合的工程管理模式。工程中，引入高校、科研单位组成多学科研究团队，对长城本体、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分析，对长城遗存进行了考古清理，为保护措施制定提供了充分依据。工程保护理念更符合保护原则，保护措施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施工单位认真贯彻设计思想和理念，加强工匠的保护意识，研究工艺做法，对落实长城保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多学科、多团队努力，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箭扣长城的险情得到了排除。通过实地实操的方式，加强长城保护修缮工作经验交流，将会对长城保护工作起到有力的支撑。技术上将加强文物本体、形制、残损状况、工艺、材料的调研，分析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对长城的影响，进行多学科合作，为保护的针对性提供理论基础。利用上，通过分析研究，制定文物、自然、人文环境相协调的保护利用规划，做到保护、宣传和丰富长城文化，并有序地传承和发展，将会对长城保护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图4 130敌台修缮前（赵鹏 提供）

图5 130敌台修缮后（赵鹏 提供）

韩扬（原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长城是建筑遗产的重要构成，建筑遗产保护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而且越来越体现出多学科协作的研究、实践在保护、展示中的重要意义。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挂牌仪式上的短片和汇报，让我们看到了箭扣长城保护工程的成果。这个成果尊重遗存，排除了危险和严重的隐患，也为保存和展示创造了条件。这个成果是设计、考古、施工等各方密切配合的案例，体现了当前的文物保护理念。在这个成果中，可以看到文物保护理念的发展；可以看到30余年前长城保护展示的探索模式逐渐被更多的保护工作者认同，逐渐成为主流的模式。在这个成果中，体现了业主对当前长城文物保护理念的理解；展现了设计践行当前文物保护理念的能力；展现了考古适应保护目标的工作能力；展现了施工实践设计目标的能力。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各方不可或缺，再好的设计没有一支认真负责、具有保护意识的工程队伍执行，也是无法实现的。在这里，也使人看到了文物保护施工队伍的成长。

长城的保护和展示还有大量的理念和实践问题要探讨。对于任何个案都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也绝不是“最低程度干预”、“四原原则”能够简单涵盖的。如传统材料做法和现代材料技术的合理选择，如在保护的前提下如何做最适应遗存解读的展示；又如建立什么样的设计与施工的关系，以什么形式培养适应新时代保护理念的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专业人员，等等。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新的探索与实践。

张剑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

近年来，随着长城保护理念的日益深入，考古工作与长城保护维修工程的结合更加紧密。但在实践过程中，多数长城保护维修工程和项目存在考古参与程度较低、定位不明显等问题。对既往长城保护维修工程中的考古工作总结和分析表明：从不被重视到逐步被接受，长城保护维修工程中的考古工作逐步被纳入项目方案中，并有望成为固定模式和基本要求。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长城保护原则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转变，也有利于长城考古学研究的开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箭扣南段长城151-154号敌台及边墙开展的具有考古研究性质的清理工作是基于此背景的一次尝试性实践，取得的成果可以为相应考古工作提供思路，若干关于考古介入保护工程的程序和制度尝试也值得重视。同时通过箭扣长城的案例，可以看到用数字化追踪记录的方式来监督、检验施工过程对设计方案的执行也非常有益，是可以推广的经验。

图6 箭扣长城维修中考古现场（赵鹏 提供）

尚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长城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其属性已由原先的古建筑，转变为古遗址。因此，考古工作在制定长城保护修缮方案中发挥的作用和意义逐渐凸显，并且已经成为国家文物局批复涉及长城保护相关项目文件中的常规、硬性要求。

北京地区的长城考古工作在全国15个分布有长城遗迹的省份中，开展时间较早，成绩斐然。据统计，自2002年便已开展，截止到2019年底，共开展考古勘探、发掘9项，长城时代包括北齐和明长城，考古对象涉及长城本体、单体、城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长城遗址的年代，最大限度的保留长城原始信息，保护了出土文物，不仅有助于长城基础研究工作，更为长城保护、修缮提供科学依据和基础理论支撑。在文化遗产保护和长城国家公园建设的大时代背景下，北京的长城考古工作不仅提供了成功案例和经验，而且起到了宣传和示范作用。

图7 延庆岔道城北护城墩修缮前（尚珩 摄）

图8 延庆岔道城北护城墩考古发掘后（尚珩 摄）

汤羽扬（北京建筑大学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我们这几年承担了国家文物局遗产处《明代砖石质长城保护修缮技术指导文件》编制的研究课题，重点对辽宁、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明代砖石质长城进行了调研。现场感到长城的保存状态，确实令人担忧。但是由于缺乏从研究到设计到施工全链条的保护维修工程队伍，长城的修缮工程饱受争议，这一点更是让人困扰。近几年，北京箭扣长城保护修缮工程，以及延庆、怀柔、密云每年10项的长城抢险工程开启了对长城维修工程理念与技术方法的有益探索，也使人看到了一线曙光，因为修缮后的长城保存了现状的形态和安全的结构。如果让我归纳一下这项工作，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作为参考。

1、长城保护维修需要传统队伍+多学科团队的全过程参与。这次北京长城维修工程的一开始即有专家团队前期现场踏勘，了解残损及危险点并提出修缮思路建议，随后专家也多次到现场全过程的参与；设计团队与施工团队同吃同劳在施工现场，随时解决设计之初未能发现的问题；考古及现代技术支持跟踪施工全过程，提供监测数据，帮助纠正实施偏差；质量监督人员经常在现场提出问题，要求整改保证工艺和质量到位。共同的努力保证了对长城现存状态的充分尊重及后续的生存安全。

2、长城保护维修需要传统技术+现代技术。长城墙体、敌台等本体残损严重，本次没有采取任何大范围的拆砌，而是充分尊重了长城本体现有的形态，对涉及到的结构安全问题选择了现代工程技术措施，如钢结构支撑、防雷设施等，新技术及新材料的使用遵循了可逆性的原则，外加的支撑或设施是可拆除的，不会对文物本体产生不利影响。

3、长城保护维修需要工程性+艺术性。目前我国的文物保护维修工作还较多的停留在工程性思维阶段，减小干预、排除险情、安全稳定，即为达到维修工程的目的，我们较少考虑修缮工程本身的艺术性和情感的传达。本次修缮过程中，老工匠的勾缝技艺、随形、随弯的修缮方法总结，已经可以看到对修缮工程艺术性表达的初始。我们希望在继续的长城维修工程中，除了技术的必须之外，还能够探索如何向公众传达修缮工程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结合，更多的得到公众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也才有可能更多的的传达长城文化的精髓。

宋新潮（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箭扣长城维修工程现在称为一期、二期、三期，这是传统的文物维修工程分期方式。我建议以后可以按照年度分期，2021年度维修工程、2022年度维修工程等，以突出表达持续维修的概念。

通过介绍和几次实地考察，可以感到箭扣长城维修工程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新尝试。一是努力践行了最小干预的保护理念，即尊重自然侵蚀及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今日长城状态，这是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状态。维修工程需要保持这种老者的阅历、老者的健康、老者的风采。同时从箭扣长城的维修也可以看到对环境景观的尊重。二是可以看到考古工作对箭扣长城的维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发现一些遗存，更重要的是对长城结构、病害的了解，对保护措施决策确定都有重要影响。三是本次修缮充分体现了文物保护工程中的多专业通力合作，是一种多兵种联合作战模式。当然，我们还需要重视培养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思维模式和能够指挥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官。四是以往文物保护工程中，我们习惯于把目标定位在“根除病害”，但本次长城维修更多的尝试了“带病延年”、缓解病情的中医疗法，以达到有效化最小干预。但我们还差一步，我们要有体现修复理念和方法的工程报告，这往往是做工程人的弱点。五是文物保护的理念需要从综合的视角审视，不是单一的僵化的搬用，通过实践寻求题结得到满意的答案，比如排水与防水、植被的保留或清除、传统与现代技术的关系。六是我们做文物保护工程的设计人员要深入现场，工程设计人员不到现场就如同考古领队不到考古工地，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最后也希望能够将箭扣长城作为长城修复实践的前线阵地，在现场研究交流，探讨如何将理念化为实践，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建立标杆，真正建立中国文物保护修复的话语权。

图9 研讨会后登上箭扣长城，美哉